预编:为了调整产品结构，引导消费方向，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我国普遍在征收货物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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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调整产品结构，引导消费方向，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在普遍征收货物增值税的基础上，我国选择了部分消费品再次征收消费税，汽车就是其中之一。但是，随着产业的发展、消费的升级和税收技术的进步，以及国家建立现代税制的大趋势，汽车消费税的改革更加迫切和必要。不久前，财政部在《关于对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1570号提案答复的函》中明确提出，下一步消费税改革主要是在征管可控的前提下，将现有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部分消费税税目逐步移回批发或零售环节。目前按照国务院的部署逐项论证可行性和方案，整体推进落后的消费税征收环节改革。
从回函的内容来看，上次没有纳入落后消费税征收范畴的汽车，这次是否有望受益？现在可行吗？对此，《中国汽车报》采访了多位业内专家，探讨汽车消费税后移是否可行。
《方案》在黎明时分发布。
2019年9月26日，中国正式发布《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分配改革推进方案》，提出保持增值税“五五分成”比例稳定、调整完善增值税抵扣和退税分享机制、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和稳步分配三项地方改革措施。
据了解，我国征收消费税的商品有15类，包括香烟、成品油、汽车、酒、贵重珠宝、摩托车、高档手表、高尔夫球及器材、游艇、高档化妆品、木质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鞭炮烟花、电池、油漆等。《方案》提出，先对高档手表、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等成熟品目进行改革，再结合消费税立法对其他符合条件的品目进行改革。也就是说，汽车没有被列为第一批改革对象。中科院战略咨询所产业科技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小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坦言，由于下游批发零售商的数量远远多于制造商，会增加纳税人的数量，增加税收征收的成本，增加税收征收的难度。预计消费税改革将是一个稳步渐进的过程，汽车行业成为受益者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方案》的发布仍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稳步推进和完善地方税体系改革，建立权责明确、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势在必行。
此次财政部在关于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1570号提案答复的函中再次提出消费税后移问题，让汽车行业人士有了更多期待。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刘锐表示，目前只给出了答复，具体的规划和政策落实可能至少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汽车行业是否会纳入改革范围，还要看税制改革的具体进程和安排。
还需要关注车企在开征后的消费态度。
消费税何时能“缓缴”是汽车制造业一直以来普遍关注的税改焦点。尤其是对于汽车厂商来说，消费税的延迟征收将大大缓解他们目前面临的资金压力。
正如李书福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所说，按照目前的消费税政策，除了超豪华车之外，其他车在生产过程中都要征收消费税，这就导致厂家需要提前支付相关费用。在李书福看来，汽车消费税全部转移到消费环节后，可以大大减少生产企业流动资金被大量占用的情况，更有利于企业将资金投入到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上，从而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汽车消费税的后向征收，也会给汽车销售带来更大的弹性。”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特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英在接受《中国汽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消费税改革前后一辆车的价格不变，那么如果消费税晚开征，汽车企业付出的优惠成本就会少一些。以一款销售价格为10万元的汽车为例。如果在生产端征收消费税，汽车企业要打9折，需要承担1万元的收入损失。但如果消费税转入后端，假设产品消费税税率为5%，那么汽车生产企业只需要承担10/×(1-0.9)=0.95万元的收入损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庆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消费税后向征收的直接影响和中长期影响并不大，但汽车产品定价的弹性会更强，汽车企业的财务弹性会更高。整体来看，短期影响大于中长期，收益更大。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刘锐也提到了消费税的后移对汽车进口市场有促进作用。他认为，由于进口企业也不需要提前缴纳消费税，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进口车企的溢价能力，不仅可能带来进口车价格的下降，也将大大提高进口车企的交易意愿。
毫无疑问，车企非常欢迎消费税后移，那么消费者会有什么态度呢？从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来看，消费者的反应可能会有所不同。
刘锐认为，汽车消费税后向征收，消费者也是受益者。虽然此前消费税是与生产过程中的其他税种一起征收，免除了购车者缴纳消费税，看似容易，但实际上这会导致消费者在购车时不了解所缴纳税费的构成，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购买决策。如果再回到消费环节，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会更加清楚所交的税，选择性会变得更大。某种程度上应该是受消费者欢迎的。
赵英同意陆睿的观点。他认为，消费税后移后，无论是国产车还是进口车，车企盈利的空间都会变大。因此，当车企采用相同的优惠幅度时，税收后移后，购车者可以享受更低的价格。"然而，汽车公司可能需要制定新的销售策略和宣传政策."赵英还强调，尤其是对一些价格敏感的用户，鉴于消费税征收的落后，尤其需要调整和改变营销方式，否则会对产品销售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王庆的看法并不乐观。他认为，在汽车消费税转移的初期，消费者不一定能接受。原因是我国汽车消费税多年来一直在生产环节征收。如果转移到消费环节，给消费者带来的直接感受就是税收增加了。因此，在实施征收环节转移的过程中，王庆建议，车企和相关部门需要做出更详细的说明，也可以采取降低税率或者将消费税分散到使用环节等适当措施，让消费者更好地面对这种征税方式的改变。
但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消费税逐步向消费端转移，消费者在熟悉和习惯这种征税方式后，会逐渐看到积极的一面，而不是采取消极的态度。赵英告诉记者，事实上，日本和其他国家都采取在消费端征收消费税的模式。无论是出版物的封底上，还是电子消费品或餐馆的发票上，都会单独注明商品的价格和需要缴纳的消费税金额，但当地消费者早已习惯。“可以说这是国际惯例。”赵英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国内消费者会逐渐适应。
对征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产车可能会有压力。
正如王小明所说，税制改革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虽然汽车消费税的落后征收可以让汽车企业和消费者受益，也可以促进汽车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但是消费税的落后征收也会带来新的挑战和课题。
首先，对于税务机关来说，消费税征收的后移意味着对税收征管能力的更高要求。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昱东撰文指出，消费税征收环节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后，征税对象明显增多且分散，部分产品零售价格不一致，将增加税收征管难度。为此，孙昱东建议，一方面要充分利用5G、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提高税收征管的现代化水平；另一方面，也需要其他相关部门的配合，方便税务机关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其次，国产车可能会有压力，导致国产车在市场上竞争力不够。“消费税的后向征收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进口车的性价比优势，可能会给国产车带来一定的价格竞争压力。”刘锐分析，消费税后移，虽然国产车和进口车有一定差距，但正因为如此，两者除消费税外的价格差距缩小，可能会带来一些市场冲击。比如一辆进口车，20万元，排量2.0升，交了关税之后，在海关征收的时候要交2万元的消费税，消费者看到的购买价格是22万元。但如果后来开征消费税，显示的购车价格就变成了20万元，明显缩小了进口车和国产车标注价格的差距。
再次，刘锐指出，汽车消费税的后移也会使汽车经销商肩负起征收消费税的新任务。如何实现沟通和政策宣传，如何让汽车流通环节及时、足额、认真缴纳消费税，如何避免仅仅因为想提高销量而偷税漏税，也是消费税改革对汽车行业提出的新课题。
仅仅征收和迁回可能还不够。
《回函》明确，将部分目前在生产环节征收的消费税税目逐步转移到批发或零售环节，同时也提到将根据相关税目的工作进展，稳步将相关收入转移到地方。换句话说，消费税分配给地方政府还在研究过程中，并没有像征收环节的后移那样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事实上，随着管理部门“简政放权、加强监管、改善服务”工作的推进，促进汽车消费的重担正逐渐落到地方政府身上。如果只是将征收环节后移，而不同时下放一部分消费税给地方政府，恐怕地方政府“一边积极招商引资，一边打压汽车消费”的怪现象还会继续。
据了解，除了车船税是地方税，车辆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外，车辆消费税和车辆购置税都是国税，也算是“大头”。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中国汽车制造业全年消费税超过900亿元，占消费税总收入的8%。但由于这部分收入没有落入地方政府的口袋，地方政府对改善汽车消费环境并不是很积极，一些城市还出台了限行、限购措施。相比之下，汽车企业尤其是整车企业是地方政府积极招商引资的重点对象，这也成为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产能不断扩张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特别是今年以来，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比去年大大增加，增税的需求更加迫切。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只是把收藏环节搬回来，恐怕很难改变现状。只有同时将一部分消费税分配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才能采取实际行动促进和鼓励汽车消费，从而对汽车市场的繁荣和城市交通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消费税分配给地方大方向是合理的，可以提高促进税收结构优化的作用。”王庆的观点是，消费税划给地方政府，可以增加地方政府发展汽车产业和鼓励汽车消费的积极性，促进地方汽车管理和市场消费政策的完善。
政策支持同样重要。
自1994年开征消费税以来，我国经历了2006年消费税制度改革、2014年新一轮消费税改革等几次大的调整。目前，我国经历了六次消费税征收的后向运动，涵盖金银首饰、钻石、铂金及其制品、香烟、超豪华车及高档手表、贵重首饰、珠宝玉石等。孙昱东认为，新项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后，税负可能会增加。为了保证总体税负的稳定，可以考虑将新的物品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结合行业属性和疫情防控过程中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要求，适当降低部分物品的消费税率，以更好地刺激居民消费，稳定消费税总体税负。以中国早期的金银首饰收藏改革为例。当它从生产转移到零售时，它的税率从10%降到了5%。
王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政策要想取得更好的效果，绝不能简单地后移，要更加注重设计和配套，形成制度上的完善。王庆提出了三个改进方向:一是要区分各税种的功能和作用。购置税主要集中在购买环节，消费税应更多转移到保有环节，并根据排量和油耗综合数据征收，促进存量结构调整；其次，在整体油价水平相对较低的窗口期，燃油附加费真正转化为税收，烧的油多，交的税也多。对公交、农业、城市服务等车辆进行补贴，在不增加消费者负担的情况下，引导在用车辆更新；第三，设置合理的税率和税收档，调整结构，鼓励新能源和节能减排汽车的消费。如果能更多体现环保导向，增加税收档，也会促进细分排量汽车的技术创新。
在赵英看来，与其他消费品相比，汽车产品是高价格、高附加值、标准化销售的商品。如果想把消费税的征收从生产端转移到消费端，只需要在汽车经销商处安装一些软件，输入出厂价，然后自然就完成了纳税申报。从这个角度来看，赵英认为汽车行业的消费税比其他消费品更具有可操作性。
“在以国内大周期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周期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指导下，汽车消费税一旦改革，将成为重大政策变化。”刘锐表示，随着汽车消费税改革的推进，中国汽车市场有望走出低谷，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业界对此非常期待，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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